〔楊舒媚、曹婷婷、廖肇祥、張士達、何榮幸 中國時報2010.11.28摘要〕沒有選舉的年代，人民只能反抗殖民政權、高壓統治以爭取自由民主。日治時期的「礁吧哖事件」、「霧社事件」悲壯慘烈，見證了台灣人民反抗的意志。
1915年在台南縣玉井鄉虎頭山發生的「礁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是抗日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民變。
退休老師溫福住，外公、大舅都慘死於該次事件。溫福住說，「礁吧哖首領余清芳因不滿日本殖民政府，於是偕羅俊、江定共謀起義。他假借神佛名義宣揚抗日，參與者遍及台灣北、中、南部，但起義尚在醞釀期即遭洩密，日人發動清鄉」。這次事件被捕一千多人中，就有866被判處死刑。
有「農運花木蘭」之稱的「台灣農民組合」幹部簡娥，家鄉就在礁吧哖。簡娥之子陳國哲說，礁吧哖的慘狀對簡娥參與農運產生重要影響。
「當時日本軍隊以竹竿的高度為標準，身高超過竹竿的，通通砍頭，然後挖一個坑，把被砍頭的屍體丟進去。礁吧哖和周圍一些村落，至今許多人同一天做忌日，就是這個緣故。」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呂理政指出，日本政府基於木材、樟腦等經濟利益，從1910年展開對於高山原住民的討伐，這項「五年理番計畫」埋下日後霧社事件的種子。
1930年日治政府在「霧社地區」舉行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神社祭，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部眾襲擊，殺死134名日本人，參加反抗的六社原住民原有一千四百人，最後只剩下五百人。
賽德客族文史傳承協會理事長沈明仁指出，這是場「番刀對上武士刀」的戰爭，最後日軍投擲違反國際公約的靡爛性毒氣彈，對藏在密林中的勇士趕盡殺絕，莫那魯道眼見大勢已去，持長槍抵住下巴轟頂自殺。
拍攝《賽德克.巴萊》電影的導演魏德聖說，賽德克族的原生信仰與尋求祖靈庇祐，在日治政府眼中是惡習，高壓政策導致原住民武力反抗，雙方都成為歷史悲劇下的犧牲者。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因貪腐問題累積民怨，加上文化與省籍衝突，1947年官方在查緝私煙時開槍，而引爆二二八事件。
執政當局隨後展開清鄉鎮壓，台籍菁英大量失蹤、下落不明。行政院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表示，二二八基金會目前已經受理的死亡與失蹤案件累積860人，但通說當時受難者在一萬至一萬七千人之間。
廖繼斌說，當時國民政府不但濫捕、濫殺，還規定人民不可收屍，並「示眾曝屍」。這在原本「熱烈迎接祖國」的本省族群心中烙下陰霾，並影響至今。近年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歷任總統，則皆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正式道歉，希望能夠撫平這項重大歷史悲劇。
陳國哲還述說一段有所關連的感人故事：「礁吧哖事件中，倖存的一個日本派出所所長兒子，多年後在二二八事件中一肩扛下所有責任，救了許多台南人、自己卻被槍斃。」這個小時候被台灣人怨恨，過世時卻被台南人一度把相片擺在家裡偷偷祭拜的，就是湯德章律師。
歷史不能被遺忘，台灣社會必須記取教訓，才能真正走出歷史陰影而迎向未來。
李鈞震：
1. 如何記取教訓？加害者如果沒有接受「公正的司法審判」，受害者的陰魂永遠也不能平靜。政府首長，光「道歉」是沒有用的。陳進興向白冰冰道歉，是沒有用的，除非原凶被抓出來，接受審判。
2. 社會要走出228的陰霾，必須進行「轉型正義」，讓加害者接受公義的審判，絕不能縱放犯罪者、冤枉無辜者。
3. 此外蔣經國統治時期，也數萬名政治犯受害者，當時的獨裁者的共犯，至今仍然霸佔權位；國民黨侵佔的國家資產，變成「黨產」，也沒有歸還給國家，不公平、不正義。
4. 「轉型正義」的目的，不是要做政治性的清算鬥爭，而是要還原歷史真相，就法論法，讓受害者可以安息，讓加害者接受公正的審判，也可以放下內心的重擔，同時讓他的下一代不用背負莫名其妙的壓力。
5. 一個國家如果有進行「轉型正義」，社會大眾會比較具有反省能力，理性而客觀。這會促使所有的人勇於面對真實、真相，並且努力尋求彌補，這樣活潑又真誠的社會風氣，才會使得學術水準大幅提昇。
6. 任何一個國家民主化之前，都是獨裁統治，都曾經發生過非常多的血腥暴力，每一個帝國的建立都是犧牲數百萬百姓的生命而建造的。但是如果民主化的國家，沒有勇氣面對過去祖先的錯誤，那麼民主化就不可能繼續深化。
7. 如果一個人不敢面對自己或家族過去的錯誤，避而不談，就會養成逃避現實的生活習慣，這樣絕對不可能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當然就不可能具備真正的社會競爭力，也永遠搞不清楚什麼叫做民主與自由。
8. 民主國家實質上，是由多數具有獨立自主精神的人在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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