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舒媚、曹婷婷、廖肇祥、張士達、何榮幸 中國時報2010.11.28摘要〕沒有選舉的年代,人民只能反抗殖民政權、高壓統治以爭取自由民主。日治時期的「礁吧哖事件」、「霧社事件」悲壯慘烈,見證了台灣人民反抗的意志。

    1915年在台南縣玉井鄉虎頭山發生的「礁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是抗日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民變。

   退休老師溫福住,外公、大舅都慘死於該次事件。溫福住說,「吧哖首領余清芳因不滿日本殖民政府,於是偕羅俊、江定共謀起義。他假借神佛名義宣揚抗日,參與者遍及台灣北、中、南部,但起義尚在醞釀期即遭洩密,日人發動清鄉」。這次事件被捕一千多人中,就有866被判處死刑

    有「農運花木蘭」之稱的「台灣農民組合」幹部簡娥,家鄉就在吧哖。簡娥之子陳國哲說,吧哖的慘狀對簡娥參與農運產生重要影響。

「當時日本軍隊以竹竿的高度為標準,身高超過竹竿的,通通砍頭,然後挖一個坑,把被砍頭的屍體丟進去。吧哖和周圍一些村落,至今許多人同一天做忌日,就是這個緣故。」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呂理政指出,日本政府基於木材、樟腦等經濟利益,從1910年展開對於高山原住民的討伐,這項「五年理番計畫」埋下日後霧社事件的種子。

    1930年日治政府在「霧社地區」舉行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神社祭,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部眾襲擊,殺死134名日本人,參加反抗的六社原住民原有一千四百人,最後只剩下五百人

賽德客族文史傳承協會理事長沈明仁指出,這是場「番刀對上武士刀」的戰爭,最後日軍投擲違反國際公約的靡爛性毒氣彈,對藏在密林中的勇士趕盡殺絕,莫那魯道眼見大勢已去,持長槍抵住下巴轟頂自殺。

    拍攝《賽德克.巴萊》電影的導演魏德聖說,賽德克族的原生信仰與尋求祖靈庇祐,在日治政府眼中是惡習,高壓政策導致原住民武力反抗,雙方都成為歷史悲劇下的犧牲者。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因貪腐問題累積民怨,加上文化與省籍衝突,1947年官方在查緝私煙時開槍,而引爆二二八事件。

執政當局隨後展開清鄉鎮壓台籍菁英大量失蹤、下落不明。行政院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表示,二二八基金會目前已經受理的死亡與失蹤案件累積860,但通說當時受難者在一萬至一萬七千人之間

    廖繼斌說,當時國民政府不但濫捕、濫殺,還規定人民不可收屍,並「示眾曝屍」。這在原本「熱烈迎接祖國」的本省族群心中烙下陰霾,並影響至今。近年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歷任總統,則皆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正式道歉,希望能夠撫平這項重大歷史悲劇。

    陳國哲還述說一段有所關連的感人故事:「吧哖事件中,倖存的一個日本派出所所長兒子,多年後在二二八事件中一肩扛下所有責任,救了許多台南人、自己卻被槍斃。」這個小時候被台灣人怨恨,過世時卻被台南人一度把相片擺在家裡偷偷祭拜的,就是湯德章律師。

    歷史不能被遺忘,台灣社會必須記取教訓,才能真正走出歷史陰影而迎向未來。

李鈞震:

1.      如何記取教訓?加害者如果沒有接受「公正的司法審判」,受害者的陰魂永遠也不能平靜。政府首長,光「道歉」是沒有用的。陳進興向白冰冰道歉,是沒有用的,除非原凶被抓出來,接受審判。

2.      社會要走出228的陰霾,必須進行「轉型正義」,讓加害者接受公義的審判,絕不能縱放犯罪者、冤枉無辜者。

3.      此外蔣經國統治時期,也數萬名政治犯受害者,當時的獨裁者的共犯,至今仍然霸佔權位;國民黨侵佔的國家資產,變成「黨產」,也沒有歸還給國家,不公平、不正義。

4.      「轉型正義」的目的,不是要做政治性的清算鬥爭,而是要還原歷史真相,就法論法,讓受害者可以安息,讓加害者接受公正的審判,也可以放下內心的重擔,同時讓他的下一代不用背負莫名其妙的壓力。

5.      一個國家如果有進行「轉型正義」,社會大眾會比較具有反省能力,理性而客觀。這會促使所有的人勇於面對真實、真相,並且努力尋求彌補,這樣活潑又真誠的社會風氣,才會使得學術水準大幅提昇。

6.      任何一個國家民主化之前,都是獨裁統治,都曾經發生過非常多的血腥暴力,每一個帝國的建立都是犧牲數百萬百姓的生命而建造的。但是如果民主化的國家,沒有勇氣面對過去祖先的錯誤,那麼民主化就不可能繼續深化。

7.      如果一個人不敢面對自己或家族過去的錯誤,避而不談,就會養成逃避現實的生活習慣,這樣絕對不可能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當然就不可能具備真正的社會競爭力,也永遠搞不清楚什麼叫做民主與自由。

8.      民主國家實質上,是由多數具有獨立自主精神的人在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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