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休閒56
不久前，倫敦「經濟學人」雜誌曾對當代最新興的企業公益活動做了報導。那是當代正興起中的新企業家精神，有太多可延伸的討論空間。對台灣苦悶中的企業家尤其具有啟發意義。
該報導指出，人類有許多重大發展都是用獎金徵召出來的。十八世紀英國政府用獎金徵召到精密經緯儀的發明，造成了大英帝國的海權時代。林白單機橫越大西洋，乃是有個旅館業巨子用二萬五千美元懸賞激發出來的。這種前例，已使得當代新興企業家開展了一種新的懸賞公益活動，有人出資千萬美元鼓勵第一個私人太空飛行、有人出資千萬美元給第一個能在十天內替一百個人類基因圖譜排序的發明家；
有個蘇丹企業家出獎金五百萬美元並終生每年加給廿萬美元，要給治理國政良好的非洲退職領袖；有人出資二千五百萬美元，要給能夠想出辦法把溫室氣體趕出大氣層的發明家；有一個包括比爾蓋茲包括比爾蓋茲也參加的十五億美國基金會，已懸賞要給能設法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創新家；有個基金會決定在未來五年懸賞二億美元解決多項太空、醫藥、教育、能源和企業精神的問題。這種新的企業公益活動，已有可能取代舊的企業公益活動，而讓企業家在政治、社會、科學和經濟上，扮演更大的領導及創新角色。
研究近代經濟思想的都知道，熊彼得（Joseph A.Schumpter.1883-1950）乃是第一個肯定企業家貢獻的思想家。今天人們琅琅上口的「創新」、「企業家精神」、「創造性破壞」等口頭禪，都是他的發明。他認為企業家致力於創新和生產手段的新統合，它反映在新財貿的的創造、新生產方法的採行、新市場的開闢、新資源的開發、新產業組織的形成等五大方面，這乃是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熊彼得的這些論點，在狹義的經濟領域早已證明為真。但如果我們把他的論點向非經濟領域延伸，則可發現企業家在近代政治、社會、教育，以及醫學上，可能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在此，我們可以就美國企業家在這些非經濟領域上的貢獻及角色之變化為例：
美國在十九世紀，乃是由農業轉換成工業的階段。那個時代的美國一般公民和商人，所繼承的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慈善」精神，他們會將錢給教會從事賑濟活動，不關心政治，也無其他經濟之外的遠見。
而改變企業家角色的，乃是一八九○年代。在那個時代，美國由於內戰結束，資本主義快速擴張，而農業凋敝，民粹主義大盛，美國已面臨由農業轉型到工業的嚴峻考驗，於是一八九六年這個決定美國歷史走向的關鍵大選，遂成了美國企業界全力支持共和黨，抵擋民粹主義的首次動員。共和黨在該次選舉險勝，美國的經濟與社會史因而未走向倒退之路。前代美國政治思想家本漢（Walter Dean Burnham）遂指出，該次大選乃是美國民粹主義走出歷史的轉捩點。此後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即更加快速走下去。該次選舉在美國左右兩翼一向有著全然不同的評價，但由資本主義的發展，企業家的改變政治等角度來看，則不容否定其重要性。
一八九○年代，美國除了有民粹主義的風險外，當時也是資本主義擴張，政商勾結嚴重，奢侈腐化以及貧富嚴重的時刻，有懍於時代的凶險重重，當時的鋼鐵大王卡耐基遂於一八八九年發展〈論財富〉一文，聲稱「帶著如許財富而死去，乃是恥辱」。於是他本人遂將財富的百分之九十五用於公益，同業的洛克斐勒、福特、柏隆、范德比爾特、史丹福等也隨之跟進。
於是「慈善」被「公益」所取代，就企業家而言，致富是個人能力的實現，而公益則是個人道德感與責任心的實踐這種價值觀遂告形成。就資本主義的社會史角度而論，這也是企業家靠「看不見的手」而致富，靠「道德情操之手」而盡義務的平衡。這是過去的企業家公益，它不以慈善為主，而以醫學、教育、社會工作、文化藝術等方面的贊助為主要對象，它在有些地方具有鼓勵創新之意，但最主要的還是集中在分配正義的問題，例如讓普遍國民也有接近文化藝術之權；讓窮人子弟和殘障者有機會能克服人生出發點的不平等，讓能夠陶冶性情的文化藝術有更好的創作及生產環境。
廿世紀初，美國主要自由派學者林德曼（EdwardLindeman）對美國各種企業家贊助的基金會做了廣泛的實證研究，他即指出，美國企業基金會和政府，其實已成了支撐美國體制的兩大支柱，社會的平衡、價值的維繫、國家未來的走向，都是靠著這兩大支柱而完成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精英大學因為企業家的支持而得以確立。
而演變到了今天，企業家不管世事的時代固然早已結束，企業家和搞政治的人平分秋色，互為支柱的時代，也成了過去。根據劍橋大學教授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的分析，在這個企業家隨著全球化而角色擴大，財富也更增的新時代的到來，企業家的公益角色，在許多地方已愈來愈有超越政府的趨勢。當然有些企業家是在扮演帝國先鋒的角色，但更多企業家則是扮演全球正義、全球新問題解決者的新功能。
比爾蓋茲基金會關切窮國人民的藥品問題，關切美國少數族裔受教權的不公平問題。最近美國的年度公益捐款報告出爐，股神巴斐勒一捐就是三六一億美元，許多捐助人都在為全球時代問題和醫學研究做出貢獻。如果再加上最新興的懸賞公益，企業家的許多角色的確已正在取代政府的某些職能。政客乃是做無本生意的人，他們管的只有選舉，政客與企業家相比，企業家當然有好有壞，但以事業為主的企業家，由於他們的事業與政治、社會甚至全球密切相關。企業家公益精神的變化，或許更能反映時代的需要。
在對當今外國新的企業家公益角色之變化做了回顧後，再來看我們社會的企業家，就不免讓人感慨萬千。我們的企業家鬧八卦的特多，與企業家有關的，不是緋聞，就是豪宅、名牌，以及他們之間誰的女兒嫁了誰的公子之類的新聞；只有少數在做一些用西方標準而言，可以說是比較老式的公益和藝文贊助；而更多企業家則面對政治環境的惡化，企業競爭條件的逐漸失去，則只是牢騷滿腹，而另外則有人忙著去北京趕集，無論發牢騷或趕集，它所透露出來的，都是企業家仍缺乏西方企業家那種「主導意識」，仍自視為「政商」中的下游位置。
這也就是說，美國企業家十九世紀改變政治，廿世紀改變社會，廿一世紀要改變未來的那種自覺，在我們社會裡可謂仍極遙遠。也正因此，在這個西方新的企業家公益精神已告興起，也更有主導及創新意識的時刻，我們的企業家們又怎能不格外振作呢？（南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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